黃仁宇 誰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確立者?

2023-01-25 11:44:12 字數 3436 閱讀 3343

中國的史學要發展,需要幾代人不懈的努力。”這是1993年3月,黃仁宇先生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贈書時,在他的那本《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的扉頁上所題的贈語。的確,要真正推動中國的歷史研究,需要花大力氣,這不可能是一個或幾個“天才”所能完成的。

有意思的是,在黃仁宇先生的題贈下面,有人用圓珠筆寫了一句話:“又何止是中國的史學?”儘管這位同學亂寫亂畫的習慣實在不敢令人恭維,但他的反問倒也不乏深刻。

在以下的各專題中,我將按照黃仁宇先生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詳細討論他對於中國歷史的看法。如果說前面的兩個專題是高屋建瓴的鳥瞰,那麼以下的各專題則是追根究底的剖析。兩方面的內容各有精彩之處,都需要很好的理解。

封建制度的確立者:周公

其癥結則是中國的**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黃仁宇:《李悝》

西周三百年曆史,最重要者為封建政體之創興。——錢穆:《國史大綱》

前面已經說過,黃仁宇先生並沒有分出專章來分析周公。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重點地提到他呢?原因很簡單,周公實在是太重要了。黃仁宇先生雖然沒有專門講他,但在很多地方,卻屢屢暗示他的地位。按照黃仁宇先生的說法,由於周公創造的“井田制”和“宗法制”,從而確定了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而這正是第一帝國,乃至整個傳統中國社會的基礎。這種重要性,我們是無法忽視的。

我們先來看一看周公的情況。

周公是武王的二弟。武王有五個弟弟,分別是管叔、周公、蔡叔、霍叔和康叔。武王奪取商王朝的政權後,大批分封子弟。其中,管叔、蔡叔等人均被分封到外地,而惟獨周公沒有分封。這主要是由於在武王看來,諸弟之中,只有周公最賢能,所以留在身邊,輔佐政務,統籌大局。

但是,周武王在奪取政權的第二年就病死了,剛剛建立的西周政權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按照當時的繼位方法,要麼是“父死子繼”,要麼是“兄終弟及”。立賢的例子,不是沒有,但絕非常態。這樣一來,如果傳弟,則應傳給管叔;如果傳子,則成王尚幼。無奈之中,周公開始了攝政生涯。

這時,管叔等人對於王位傳承心懷不滿,又懷疑周公有奪取王位之心,於是聯合了商紂王之子武庚等人,起兵反周。周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及時做好了安定內部的工作,便親領大軍東征。他首先集中兵力誅滅了武庚,又殺死管叔,流放蔡叔,消除了叛亂的中心勢力,經過三年苦戰,相繼平定了東方諸侯。這次戰爭的規模,相較於武王伐紂,要大得多,戰鬥也艱苦得多。經過這次戰爭,西周的滅商事業才最終宣告完成。

周公對於成王的教育,也花費了很大的心血。這其中就有關於桐葉封地的故事。據說有一天,成王和一位堂弟玩耍時,正巧有一片梧桐葉從樹上掉下來了,成王一時高興,對這位堂弟說,“我把梧桐葉作為你的封地封給你了。”但過後成王也就忘了,畢竟他還是個小孩子。不料周公聽說了這件事,對成王說,“君無戲言”,說出去的話,一定要執行。結果這位堂弟被封到“唐”,也就是現在太原地區。

關於這件事,文學家王安石還曾專門撰文對周公進行批判,認為沒有必要對小孩子說的每句話當真。不過我想,讓成王從小學會說話算數,雖然對於國家造成了一定的損失,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尚書》中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禮作樂說是在六年有失牽強外,其餘大抵是正確的。

周公於攝政七年後,將國家大權歸還給成王,以表明自己甘心攝政,而沒有想到要篡權的意思。這就是以後歷代權臣總想以“周公”自命的原因。後人還曾寫過一首詩,大意是如果周公在還政之前去世,或者王莽在篡位之前病死,就會出現“一生真偽有誰知”尷尬的局面。當然,歷史也並不是如此這般的隨意。

周公對周朝的貢獻雖大,但他的子孫卻並不能從他那裡繼承多少好處。他臨死之前,將召公推薦給成王,結果在他去世後,召公家族的人掌握了國家大權,勢力壓倒了周公子孫。

前面已經說過,周公是“井田制”的開創者。那麼,傳統意義上的井田制是什麼樣的呢?由於生產能力的限制,古代的墾田相當有限,一般說來,都大致集中於都邑的周圍。這些開墾出來的田地,大都土地肥沃,並按正南北和正東西的方向,有縱橫交錯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溝渠,整治成非常方正的、大小相連的方塊田,這就是標準的井田。井田的疆界,一般是以每一方塊為一百畝(約合今三十一畝多),作為一個耕作單位,稱為“一田”。這也是當時一個男子勞力所能耕種的標準。縱橫相連的九田合為一井,面積約為一平方里。十井稱為“一成”,“十成”稱為“一同”;也有以一田為一夫,十夫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為計算大田單位的例子。

很顯然,如此標準的樣板,要想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推行,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事。既然如此,那麼井田制的名稱之所以得以存在,並且又在中國歷史上造成了那麼大的影響,原因何在呢?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其癥結則是中國的**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

宗法制度對於評價周公的地位也相當重要。宗法制度是在父權家長制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和發展起來的。而宗法制的完備,正是周公攝政時期。依據宗法制度,周王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統治者,又是全體王室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長,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廟的祭祀,掌握全國最高的政權和族權。天子按嫡長子繼承的原則,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

天子之下有諸侯,他們在自己的領地上也建成新的宗廟在中國古代,宗廟是最為重要的祭禮場所,普通人祭禮祖先,必須到大宗或小宗主持的宗廟中進行,許多日常禮儀活動和社會活動,也要在宗廟進行,如冠禮(男子成丁禮)、婚禮、宗族成員的盟誓等。因此,宗廟的存在被視為宗族存在的象徵,宗子的宗廟主身份,成為他們在族人中擁有宗族首領地位的保證。他們也將土地進行分封,自己則成為這一支的宗子,但相對於天子而言,則是“小宗”。同樣,卿大夫也進行同樣的行為。而士以下,則是一般的平民。這種層層分封,使族權和政權合一。各個階層的人就會在宗法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位置既定,相應的等級約束及權力大小也就相應確定,於是,倫理規範和行為標準也就建立起來了。

黃仁宇先生認為,利用這些條件,更通過宗法社會的組織,周朝創造了中國的封建制度。原則上王室不直接統制全民,財政收入也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間接交納,層層節制,土地當然也不能買賣。否則就會動搖整個社會的基礎,封建制度也就會垮臺。

由此可見,周公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乃是由於他的“井田制”和“宗法”制,而確定了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但是,這種制度不是沒有它的問題,因為它使得中國自西周時期起,就形成了一種現象,即: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字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