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書法藝術的全面自覺

2021-04-17 19:23:08 字數 4095 閱讀 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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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書法藝術的全面自覺

作者/馬新宇

漢承秦制,推行嚴格的文字考試政策和監察制度,鼓勵和選拔善書者進入各級**職能部門。依照《漢律·尉律》的規定,學童自小要學習文字之學,接受識字和書寫訓練;還要接受以“秦書八體”為內容的考試和逐級選拔,優秀者方可充任各級文吏。風尚所及,本於通曉和掌握古今文字的文化政治需求,卻引發了上至帝王公卿、後宮嬪妃,下至各級地方官吏、童稚學子積極參與的社會化書寫活動。草書熱的出現、書家群體的形成及書法理論的誕生,則成為漢代書法藝術全面自覺的標誌和先導。  

漢代書法藝術的自覺,始於日常實用的草體,最先被寄予濃厚興趣的作品形式則是私相聞問的尺牘草書。史載,西漢晚期的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為榮”;北海王劉穆“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這是最早關於草書名家及其書法作品被珍愛的記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標誌著草書(章草)已經發展成熟。草書體的成熟及其流美便捷的特點,為非功利的藝術探索提供了廣闊空間,一些專門的書法理論著作應運而生,進而激發了人們對書法藝術本質的探索,也提高了人們對書法藝術的熱情和鑑賞能力。其中,崔瑗《草勢》通過各種生動的物象和富於生命意味的美感描述,對草書字形、筆勢中蘊涵的種種微妙難傳的意象加以闡釋,揭示了草書體、也是書法藝術的生命力所在。這正是漢代人通過書寫體驗發現的最大的祕密,並最終使書法藝術擺脫了文字實用書寫的束縛,增添了詩意的內涵。一時間,以勢論書,重新闡釋各種書體的美感意象,蔚然成風。從文獻記載可知,當時還有蔡邕《篆勢》、王珉《草書勢》、劉劭《飛白書勢銘》、索靖《草書勢》、成公綏《隸書勢》、衛恆《古文字勢》和《隸勢》等諸家勢評。在“翰墨之道”的啟示下,漢代的書體演進和改造一直處於自覺的藝術活動之中,士大夫書家群體積極參與,導引著書法藝術不斷地向前發展。  

東漢王次仲飾隸為八分,為日常實用的通俗隸書注入了豐富的藝術品質,形成了漢代典型的八分隸書。同時,人們嘗試著在通俗隸書與八分隸書的基礎上融入簡捷書寫的草書成分,進而形成了原始行書,東漢末年的劉德升就是第一位以行書見長的書家。曹魏時期的鐘繇規範整齊行書字形,形成新體楷書;此後的王羲之再度整飾規範鍾書,最終形成了成熟的新體楷書。隸書成為漢代通行的正體之後,小篆成為古體,被普遍施用於碑碣題額、禮器題銘、詔令等莊重的特殊場合。曹喜是漢章帝時善篆的名家,其篆書“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垂露篆、懸針篆也被後世認為是曹喜所做。除此而外,邯鄲淳、韋誕、蔡邕等人均擅長篆書,邯鄲淳、衛覬等又擅長古文書法,蔡邕還創制了“飛白書”。  

漢代士大夫書家群體和名家楷模的形成,以全新的藝術標準引導了書法藝術社會化發展的成熟過程,後世書法藝術的綿延發展均有賴於此。當然,清流書法旨在抒寫性靈、蕭散釋懷,藝術性與人格魅力首當其衝,進而引導人文時尚。在更為廣泛的社會用字背景下,純粹出於藝術考慮的情況畢竟還是少數,書法藝術的自覺發展還處在比較初級的階段。另外,秦漢時期的金石磚瓦印陶題銘所見美化裝飾性書體,全都出於工匠之作,傳世的部分漢代刻石也是如此。工匠附庸於體制,世守其業,書刻技藝源於既定模式的模仿,以巧飾經營見長,更多地反映了特定時代世俗文化的特點,不能以單純的書法藝術眼光去看待。   

近些年大量出土的秦漢簡牘墨跡,為我們進一步瞭解學習漢代書法提供了上佳的“活化石”。從出土材料可知,原始草書始見於戰國末年的雲夢睡虎地秦墓的木牘家書,西漢馬王堆漢墓醫簡已經粗具“隸草”規模。馬王堆漢墓竹簡、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以及雲夢西漢墓遣冊等,文字形體、寫法均不統一,尚處於隸書發展的初級階段;在漢武帝時期的《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中,出現了典型的波磔雁尾,標誌隸書體已趨於成熟。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墨跡大多是當時低階文吏之作,重在工穩適用,其中佳者大體可以代表當時知識階層的書寫水準,如武威《儀禮》木簡、《甘谷漢簡》等;至於那些初具規模或稚拙粗鄙者,大多是書寫能力較低或書體發展相對滯後所致,並非藝術創新的主動追求,今人眼裡出西施又另當別論。   

“永受嘉福”瓦當

蔡邕.  

崔瑗   

甘谷漢簡.  

漢代吉語磚  

漢代瓦當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草書  

武威儀禮簡  

西漢《馬王堆帛書》

張掖都尉啟信